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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鵲,鷸蚌,瑜亮

星洲與香港

· city and place,香港 Hong Kong,新加坡 Singapore

文/申雁冰

By Laura Shen

本文作为台湾《Art Plus》杂志2017年11月的主题策划「新加坡/香港:星港双城」系列报道中的首篇概述,首次发表于台湾《Art Plus》杂志。

似乎在每一次危機與不確定的時刻,新加坡與香港都成為了彼此的鏡子,成為彼此丟失的那另外一個自己,代表著另一種可能性,一種生活在別處的幻想,本可實現卻無法得到的夢。

林鄭月娥7月1日就任香港特首後一個月,開始了海外官方訪問,8月2日抵達新加坡,把新加坡作為海外訪問第一站,與歷屆前任特首選美國不同,新特首選擇了新加坡這個與香港勢均力敵的「老對手」,多年來兩地「鳩鵲」、「鷸蚌」、「瑜亮」的關係再次引起關注。有趣的是,林鄭抵新第一天,不是會晤總理總統,而是在新加坡文化部長、女性政客傅海燕(Grace Fu)的陪同下,參觀了新加坡國家畫廊展覽、亞洲文明博物館的中國唐代沉船遺跡,還揭幕了舊國會大廈藝術館的攝影展「李福志:新加坡之子,香港攝影」(Lee Fook Chee: Son of Singapore, Photographer of Hong Kong)。香港林鄭月娥的旗袍和新加坡女性官員的娘惹裝,成為新聞圖片中奪目的風景,藝術成為展開外交活動最靈活的方式。今時今日,藝術與文化又對作為「東方雙珠」的星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新加坡與香港如何在時間長河中此起彼伏、相互對照?

林鄭月娥參觀新加坡國家畫廊展覽

似乎在每一次危機與不確定的時刻,新加坡與香港都成為了彼此的鏡子,成為彼此丟失的那另外一個自己,代表著另一種可能性,一種生活在別處的幻想,本可實現卻無法得到的夢。1989年,對於因六四風波而惶恐未來的港人,新加坡是一方避難所,香港獲得了新加坡政府提供的2.5萬移民配額,引發了一波香港向新加坡流動的移民潮;2014年,香港被雨傘運動席捲,港人又一次想到了新加坡,設想香港何去何從,怎樣借鑒新加坡經驗,找到自己的道路。對視「一國兩制」為桎梏的香港而言,擁有獨立國家和主權的新加坡是一個理想存在,是香港羡慕卻無法實現的另一個自己。然而另一端的新加坡媒體,卻不斷報導新加坡人離開新去港尋找發展機會的成功故事,當新加坡人抱怨政府的嚴密監視、高壓管制和自由受限時,就會羡慕香港的自由經濟和言論環境,當在新加坡遭受排擠非難時,香港成了新加坡人的避難所:1997年,新加坡工人党領袖鄧亮洪因被李光耀控訴誹謗而破產,被迫流亡海外並在香港停留,在香港出版《鄧亮洪回憶錄》;今年6月在新加坡鬧得沸沸揚揚的李氏家族內訌,當事人李顯揚自稱面臨被驅逐的危險,被媒體拍到與妻子出現在香港,稱在港停留數日。香港最令新加坡羡慕的,恰恰是香港渴望擺脫的「一國」,即中國這個龐大靠山,對於被林立穆斯林國家包圍的彈丸之地新加坡,需時刻警惕國家安全問題,渴望有大國依靠,一度失敗的新馬合併曾令新加坡陷入絕望。

揭幕舊國會大廈藝術館的攝影展「李福志:新加坡之子,香港攝影」

香港林鄭月娥的旗袍和新加坡女性官員的娘惹裝,成為新聞圖片中奪目的風景,藝術成為展開外交活動最靈活的方式。

林郑月娥参观亞洲文明博物館

林郑月娥在新加坡政府官员陪同下,揭幕舊國會大廈藝術館的攝影展「李福志:新加坡之子,香港攝影」(Lee Fook Chee Son of Singapore, Photographer of Hong Kong)

香港夢和星洲之旅:赴港發展與下星洲

當潘迪華的《梭羅河畔戀曲》(Bengawan Solo)的悠悠南洋旋律響起,在新加坡熱鬧的中國城吃飯的周慕雲,接到蘇麗珍來自香港的電話,欲言又止的沉默,默不作聲的隱忍、渴望和無奈,都在香港那一頭的電話掛掉後,戛然而止。在憂鬱迷人的舊香港,周慕雲與蘇麗珍的情感從那張「幫我訂張去新加坡的船票」開始。去往星洲的船票,藏著百般依戀柔情,又是出逃苦悶婚姻、尋找愛情的理想島嶼。 彼時的星港,千絲萬縷,冷戰大背景和共同的離散華人身份,讓兩座離岸島嶼之城,即作為避難所的繁華香港和哼著馬來戀曲的迷人星洲,血脈貫通。

《花样年华》是一段发生在星港双城的苦恋故事

李福志的遭遇,是戰後無數南洋人的縮影。1927年生於新加坡的李福志飽嘗疾苦,從小被人收養,彼時下南洋的華人多是苦力,十分艱辛。1947年他遠渡香港討生活,作港口漁民。在做苦力間隙,李福志自學攝影,在香港山頂向遊客賣自己拍攝的香港風景照。這些黑白攝影,被媒體稱作「五十度灰的香港」,在這位南洋來的窮苦勞工眼中,戰後的香港百業待興,黑白影像中,這城市疏離又親近。李福志的攝影之路,代表了彼時星港的藝術交流狀態,在藝術之前,謀生是首要,彼時的兩地遠沒有今天這般發達,都在從廢墟中重建生活。

来香港谋生的新加坡人李富志,在香港是山顶售卖他的摄影作品。

Lee Fook Chee, selling photos on The Peak,Hong Kong ,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Lee Fook Chee, Boy and buffalo

Lee Fook Chee, A cargo junk in the western harbour

Lee Fook Chee, Hennessy Road , Hong Kong

Lee Fook Chee on The Peak around 1950 ,Estate of Lee Fook Chee

Lee Fook Chee, Aberdeen , Hong Kong

赴港謀發展,是彼時南洋華人流行的生存之道,也成就了許多成功故事,南洋人在香港實現了「香港夢」,許多成功的香港故事,特別是文化領域,都始發於南洋。這是因為,彼時的南洋還是窮苦的第三世界殖民地,在本就不富裕的南洋當地土著社會裏,作為外來者的華人生存艱辛,且多中國南方沿海諸省前來討生活的窮苦大眾,但香港卻是進入中國的門戶,中國戰亂使得大量內地資本家、高級知識份子、精英南來香港,資本雄厚,人力資源發達,緊鄰中國本土,市場廣闊。

輝煌的港產片的始作俑者,是從星洲北上的邵氏資本。邵氏主創人於1930年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旗下經營多家戲院和電影發行,1938年更名「南洋影片公司」。新加坡是邵逸夫早期創業的發祥地,也是邵氏電影的另一重要創始人、邵逸夫妻子方逸華的發家之地,新加坡為邵氏電影打下雄厚基礎,直到1957年,邵氏電影才遷往香港,開始了輝煌的華語電影新時代。香港電影的發達之路,始於星洲的長期滋潤。

邵逸夫(右)1926年随三哥邵仁枚来南洋开拓电影事业,1930年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后北上香港,在香港开拓邵氏电影帝国。

邵逸夫

邵逸夫妻子方逸華

新加坡的邵氏大厦

以言論自由、百家爭鳴而聞名的香港報業,同樣得益於星洲的滋養。香港歷史悠久的《星島日報》 以及同屬星系的《星島晚報》、《星島晨報》、《天天日報》、英文《虎報》等7份由「報業女王」胡仙掌管的星島報業,脫胎於南洋富商胡文虎1919年在新加坡創立的《星洲日報》,此外還有他在緬甸仰光、馬來亞檳榔嶼、荷屬東印度、泰國辦的《星仰》、《星檳》、《星巴》、《星暹》等星系南洋華文報紙。香港華語傳媒業的興起,離不開新加坡和南洋的培育,胡文虎兄弟在星港兩地均有虎豹別墅物產,見證了彼時星港兩地密切的資本和人員交流。

缅甸华人富商胡文虎​

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均有虎豹别墅物产。日本艺术家金氏撤平以新加坡虎豹别墅为灵感创作了作品《游戏、舞蹈和工地》 (Games, D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s (Singapore) #2-a)。

南洋富商胡文虎1919年在新加坡創立的《星洲日報》,后在香港发展成为星岛报业集团。​

香港虎豹别墅

新加坡虎豹别墅

南洋人「赴港謀業」,不僅謀商,也謀仕途。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之路,也是南洋人赴港再北上的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伍廷芳,就是從南洋的馬六甲來到香港,在香港做執政大律師和首位華人太平紳士,因南洋和香港同屬英殖民地,生於南洋發跡於香港的伍廷芳,在東西之間遊刃有餘,他以香港為跳板,進一步北上作李鴻章幕僚,成為晚清外交主力,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

清末名臣、马来亚华人也是香港人的伍廷芳。身穿满清朝服的伍廷芳,是南洋之子,北上香港,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中国政坛权力中心

伍廷芳在香港作执政大律师定妆照

香港最有名的新加坡人,大概是蔡瀾這位香江文化才子。長期在香港發展的蔡瀾,他的新加坡人身份幾乎已被人們遺忘。蔡瀾講粵語,做香港各大美食節目和談話節目,已經成為香港人的代表,似乎沒有人會記得,他是個地道的新加坡潮州人。在以內地的上海、江浙、廣東等地南來精英為主要構成的香港知識份子圈,蔡瀾代表了香港文化界的另一股人才流,即南洋華人。今日,新加坡的知識精英和文化領袖,也依然選擇香港作為發展地,本籍新加坡的邁克, 以機智而辛辣的筆鋒,亦詼諧亦刻薄地寫活了通俗、飲食、情色、兩性,還以廣東話和流行語入文,出版了《坦白說,親愛的》、《狐狸尾巴》、《吹皺一池春水》、《我看見的你是我自己》等廣受歡迎的作品,成為又一獨具特色的香港作家。

香江文化才子、新加坡人蔡澜

蔡澜与家人合著讲述家族故事的《蔡澜家族》

带着南洋人的胃口,蔡澜以“会写吃”闻名,美食写作成就颇丰,然而同为香江才子的浙江人金庸却说:他推荐的食物,我从来不吃。金庸只与同为江浙人的倪匡谈吃。

新加坡人、香港作家迈克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迈克著作《坦白说,亲爱的》

新加坡文化人選擇赴港發展,首先在於新加坡種族多元、華語式微,在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發展方面欠缺土壤,也在於政府不斷英語化的語言政策和嚴格控制言論的治理方式,使得新加坡難以有天然的文化優勢,過多人為的製造設計。與此相比,香港輿論自由,各種思想流派自由碰撞、火花不斷,加上精英集聚,人才輩出,以及市場化的創作環境,對新加坡人「赴港發展」產生了吸引力。

那麼,「離港下星洲」又是怎樣一番體驗? 香港作家劉以鬯的星洲之路或許可以給予我們啟發。如果對劉以鬯和他的小說《酒徒》不了解,那就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和《2046》吧。周慕雲就是小說《酒徒》的主人公,《酒徒》則是劉以鬯的半自傳小說,記錄了他離港赴星洲五年的際遇,這些對星洲的記載成就了劉以鬯,從此真正確立了他香港代表作家的地位,星洲之旅是他作為一個香港作家的創作巔峰。上海人劉以鬯,因內地時局所逼,被迫南來香港,然而在香港的劉以鬯卻鬱鬱不得志,漂泊無所依,因人際不合,憤而離港,1952年至1957年,轉而南下新加坡謀求發展,卻沒想到遭遇事業更大的打擊,在新加坡和吉隆玻等地辦的幾份報紙,皆以失敗告終。劉以鬯在新加坡感受到了「真切的孤獨」,常常光顧新加坡各大舞廳,這段經歷也就是周慕雲的原型。就是在這段時間,劉以鬯創作的華語文學為新加坡和南洋文學留下一筆豐富遺產,他創作的《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熱帶風雨》等,結合當地福建話、潮州話、粵語和馬來語,創作出南洋文學的獨特語言,客屬總會、金陵大飯店和中岜魯等新加坡地名,也常出現在其作品中,化作新加坡的風景。在星洲,劉以鬯與原是舞女的太太羅佩雲相識恩愛,1957年與太太一起離星返港,從此定居香港,結束了上海/重慶/香港/新加坡的16年漂泊生活,成為香港作家。星洲對港人來說是一段旅途,終要再次歸港,將香港這個漂泊的離島,變為歸屬。

电影《花样年华》脱胎于劉以鬯的自传式小说《酒徒》

电影《酒徒》讲述了香港作家在新加坡的际遇。

劉以鬯与在星洲相识的太太羅佩雲

劉以鬯

劉以鬯在新加坡曾居住的中岜魯,这个地名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南洋写作中。

客屬總會

新加坡的金陵大饭店

另一段「下星洲」的軼事,是金庸先生從香港南來新加坡辦報,一方面擴大了查良鏞的報業版圖,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金庸的另一部新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事實上,金庸創作手稿大部分已經難以尋覓,卻唯獨在新加坡的老報人手中發現了珍貴手稿。1967年,查良鏞與新馬商人合作創立《新明日報》,後來又分設「新版」和「馬版」,在副刊和小說版面上,港、新、馬三地一致,同時發行,星港在報業傳媒領域被金庸納入同步發展,《新明日報》也很快躋身新加坡銷量最多的報紙行列。而為了推動《新明日報》的發行,金庸得地為其創作了新武俠小說,讓沒有知名度的報紙可以現有一個讀者群,將經營維持下去。於是在《新明日報》創刊后,金庸特地寫了《笑傲江湖》,成為日報亮點,當時的情況是,追這部連載小說的金庸迷,只能在這份新加坡的《新明日報》上先讀到最新章節,而遠在香港的《明報》只有一兩天后才能讀到。金庸還把在香港寫好的《笑傲江湖》原稿空運到新加坡,來到新加坡后,就在新加坡的《新明日報》編輯室續寫《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珍貴原稿在新加坡的保存,讓金庸與新加坡聯繫,也讓彼時作為世界華人文化中心的傳奇香港,通過金庸的武俠世界和遼闊江湖,與新加坡一道構成華人的想象共同體。

《新明日报》创刊酒会,社长金庸(左三)、董事主席梁润之(右二)及督印人潘洁夫(左一)。

1971年的《新明日报》

金庸1967年在新加坡《新明日报》编辑部写作的《笑傲江湖〉

新加坡這種「星洲之旅」的屬性,在當代文化藝術領域同樣存在,香港藝術節執行總監何嘉坤(Tisa Ho)在2006年回港之前,一直擔任新加坡藝術節總監。如今已北上北京發展的香港藝術家謝克,也曾在新加坡開展藝術事業,曾投資新加坡藝術博覽會,並在新加坡專做代理中國藝術的畫廊。可以說,星洲啟發了香港,在新加坡的見聞經歷,極大影響了離星或返港後的定位。但對於藝術和文化創作者而言,特別是在華語世界裏,新加坡是一段旅程,香港則多了逐夢的期待。

東方雙珠:星港歷程

新加坡與香港,從歷史上的星洲和香港,演變為今天新加坡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中新關係的一部分。兩地間互相比較競爭的狀態,在1900年的香港報刊已有記載。1923年新加坡日本人的《新嘉坡概要》中,也記錄了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商貿關係,當時已有日本商船往來兩地。

有趣的是,關於星港雙城的關係,人們常常拿之與上海一起論述,三城之間形成三角關係:上海依戀香港,因為香港有上海渴望的「洋派」、「殖民地史」,根源於上海的「租借情結」;香港對新加坡有情懷,羡慕其獨立主權國家身份,根源於香港的「港英情結」;新加坡嚮往上海,因為新加坡希望像上海一樣,在一個大國內做經濟領頭羊,有大國保駕護航,就不必擔心自身是否有天會不存在。

1846年的香港。“Flagstaff House, Hong Kong,” 1846

英国殖民早期的香港。“Residence of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Hong Kong”

描绘1845-1846年间香港、澳门和广东的彩扇。This fan combines views of Hong Kong (left), Macau (center), and Canton (right), 1845–65.

1800年的广东港口。View of Canton c. 1800.

清末的广东口岸。Hongs at Canton。

1856年的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View of Singapore from Mount Wallich, Percy Carpenter, British (1820–1895), Singapore, 1856, Oil on canvas,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殖民时代,多种族高度混合的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出版的书籍,记录了新加坡殖民时代以来的艺术史图像。

香港的崛起,因之背靠龐大中國,香港的衰敗,也由中國起決定因素。香港需要中國,也渴望擺脫中國,在這個悖論中掙紮。而新加坡經濟靠中國,政治靠美國,更懂得如何在大國之間平衡和遊走,在夾縫中獲得所需,更加實用主義。因而有媒體評論,新加坡對中國的瞭解,比香港更全面、理解更深。而另一方面,新加坡又與臺灣關係和睦,同時與中國大陸和臺灣交好,因而汪辜會談、席馬會等兩岸里程碑式會面,均由新加坡一手促成,在與兩岸交往和對外關係方面,新加坡比香港更遊刃有餘。

的確,星港兩地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十分有可比性。兩地都與大陸隔著一條淺水海峽,島嶼與大陸腹地僅一岸之隔,香港島與中國大陸的廣東依深圳河相望,新加坡島與馬來西亞腹地隔柔佛海峽對望。兩個島嶼與大陸腹地的關係,始終纏繞著兩地的命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過短期合併期,很快就各自分離,兩國一度關係緊張,在水域、島嶼等領土資源方面均存在爭執。而香港則受益於中國大陸,一度從大陸獲得人才、資金、資源,也獲得了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一個幽默的比喻或許能直觀地講述兩地與內陸的關係:如果說香港嫁給了中國,那麼新加坡就是與馬來西亞維持過一段短暫婚姻後離異,至今單身。

1942-1945年的新加坡殖民政府办公楼。Perspective drawing of Government House, c. 1942-1945.

1961年的新加坡来福士酒店。The Raffles Hotel, Singapore, circa 1961.

20世纪50年代庆祝女国女王登基的新加坡街头。VIEW OF JUBILEE THEATRE AT NORTH BRIDGE ROAD 1950s

星港都曾是英國的東方殖民地,如果香港是東方明珠,新加坡就是東方直布羅陀,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英國殖民史對星港都意義巨大,可以說奠基了兩地的骨骼靈魂。新加坡的殖民史比香港提前,1819年成為英國殖民地,1959年獲得自治。19世紀的新加坡,一度作為海峽殖民地,清政府稱「海門」,包括「三州府」,即「嚦」(新加坡)、「嶼」(檳榔嶼)、「甲」(馬六甲),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包括首任領事胡璿澤「黃埔先生」和著名外交家黃遵憲。香港則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殖民地身份一直持續到1997年。兩地的英國殖民史都有近150年歷史。奇妙的是,英國在兩地的統治模式非常相似,從一開始,英國就將新加坡和香港視為同一體系,連管理者都是互通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和柏立基 (Sir Robert Brown Black)兩位,就在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都當過總督。金文泰1925-1930年做香港總督,接著於1930-1934年在新加坡作海峽殖民地總督;柏立基於1952-1955年在香港輔政司工作,1955-1957年任新加坡總督一職,接著又於1958-1964年任香港總督。星港兩地相互引入制度,金文泰在海峽殖民地時,效仿香港做法,委任華人為非官守議員。柏立基在香港時,則效仿新加坡做法,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提升本地人擔任政府高層職位。英國為星港留下了寶貴遺產,制度的保留是日後兩地發展的基礎。星港也都曾在1942-1945年被日本佔領,即香港的「日治時期」和新加坡的「昭南時期」。作為華人為主之地,即使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和香港,華人都遭遇了重大劫難,特別是新加坡華人,經歷過日軍大屠殺,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李光耀日後在新加坡的治國之道,新加坡華人也加入抗日洪流中,為中國抗戰做出很大貢獻。

出版于1892年1月23日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描绘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的漫画。Cecil Clementi Smith, Vanity Fair,1892-01-23, Straits Settlements

金文泰1925-1930年做香港總督,接著於1930-1934年在新加坡作海峽殖民地總督。Sir Cecil Clementi

柏立基於1952-1955年在香港輔政司工作,1955-1957年任新加坡總督一職,接著又於1958-1964年任香港總督。Sir Robert Black

1958年,香港总督柏立基视察香港电子加工厂。Sir Robert Brown Black,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visiting HAECO's electrical workshop in 1958, accompanied by the HAECO tai-pan.

曾驻扎新加坡的美国外交官乔治波特,用镜头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珍贵照片。Rare images of 1960s S'pore shot by ex-US diplomat,George Porter, who was posted to Singapore

1968年新加坡大众书店。POPULAR BOOK CO. AT NORTH BRIDGE RD. 1968

二战结束后,英国重返新加坡。大律师马绍尔成为首任部长。

以華人為主流的社會結構,是星港產生密切互動的另一基石。香港華人占比94%,新加坡華人比例是74%,其餘為馬來和印度等少數族裔。香港絕大多數是華人,大部分原籍廣東,粵語是香港通用語言。歷史上,除了原籍廣東的人口外,還有大量內地特別是上海江浙等地南下移民,多是內地大資本家、社會精英、知識份子,他們融入了香港,講粵語,保持使用繁體中文至今,為香港帶來優質資源。新加坡則是個比香港更種族多元的社會,華人從一開始就是以外來移民的身份,從中國一路下南洋,客居到以馬來人為原住民的地方,與馬來原住民、印度移民、混血、殖民地白人混居,所以這裏的華人相比香港,更加適應多元社會。而即使華人內部,也並非單一,反而相當複雜,閩南人居多,還有潮州、廣府、客家、海南、土生華人岜岜娘惹等,互相無法融合,彼此語言不通,各持原鄉方言習俗,依據籍貫形成林立的幫派衝突不斷,又多是中國南方破產農民被迫離鄉南來做苦力,直到建國後推行華語和簡體字,才實現語言統一。因此從人力資源上來看,起初的新加坡並沒有香港的優勢,在如此多元而缺少資源的情況下建國,非常艱難,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發展,也得益於其多元化。

都是亞洲國際都市的星港,都有天然良港、國際金融中心。但兩地發展國際都市的途徑,卻並不相同。香港人口在700萬餘人規模,許多香港人因歷史原因,擁有外國國籍,即英國,以及加拿大、澳洲、美國等國籍,因而「香港人」的概念,以居住地和語言為主,並非國籍區別。相比,新加坡保持500萬餘人規模,其中,新加坡國民占300多萬,永久居民50萬,其餘163萬都是外籍居民,外來人口比例很重,近40%人口都是非本國國民。但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感很高,受強勢的國民教育所賜,新加坡人愛國情懷高漲,這點從每年的國慶大聯歡中可見一斑,新加坡人穿著象徵愛國的紅色上衣,對李光耀等強人政治家高度崇拜,李光耀國葬上,新加坡人成群結隊去吊唁,足以顯示新加坡人的愛國之情,這一點和香港形成極大反差,香港的國家意識較低,身份認同更多存在於語言和文化的概念上。新加坡人均GDP高於香港,世界排名第7位,香港是第17位。雖然兩地都以服務業為主,但香港的服務業產業比重高於新加坡,占93%,而新加坡的服務業占75%,這是因為新加坡擁有自己占比25%的工業和製造業。

生活在別處:差距擴大的星港

二戰後,新加坡和香港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同時登上「亞洲四小龍」舞臺,但當香港為最自由經濟體、自由主義社會自豪時,新加坡卻成為「儒家資本主義」、「家長制」、「一黨專制」的代表。中國抗戰和內戰,導致中國內地資金和人才轉移香港,冷戰、對華封鎖、朝鮮戰爭等背景下,香港成為通往中國的唯一開放口岸,相比中國內地亂局和臺海兩岸緊張關係,香港是個政治穩定經濟自由的自由港,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在捲土重來的英國人的統治下,香港利用地理和時代優勢,追求自由主義和放任式資本主義,財富快速積累,迎來了香港黃金時期。但戰後的新加坡,局勢卻非常緊張,可謂內憂外患,捲土重來的英國人勢力大不如前,本土獨立運動崛起,英國不斷讓渡權力,到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另一方面,周邊東南亞國家局勢十分緊張,冷戰下,馬來亞共產黨強勁,比鄰的印尼和馬來西亞因馬來西亞聯邦成立而形成對峙,1963-1965年印尼出臺「粉碎馬來西亞」計畫,與馬來西亞合併的新加坡是非危險,被東南亞穆斯林國家包圍的新加坡,被李光耀稱為「東南亞的以色列」,新加坡華人是東方猶太人,可謂穆斯林國中的孤島,而1965年從馬來西亞脫離後的新加坡,更加無所依託,生存問題十分嚴峻,因而李光耀評價香港說,他羡慕香港有中國做國防靠山,不必把錢花在國防上,從60年代起,新加坡卻不得不把國防作為財政支出的首選,香港就不必有這樣的後顧之憂。在社會內部,新加坡種族矛盾激烈,爆發了種族衝突,所以建國初的新加坡,最大問題是國防與生存問題,這是彼時的香港所沒有的負擔。

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被迫独立,领导人李光耀面对内忧外患一度对新加坡的前途担忧

李光耀与李嘉诚

香港在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人口劇增,房地產、金融、港口貿易發達,政府支持經濟自由競爭,儘管政府組建了公屋制度和低住保障,但自由放任的地產市場,住房難以保障,香港貧富差距擴大,住房條件惡劣。依賴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以及作為唯一自由港的中國通道,香港很快賺取了紅利,依靠這種「中轉」地位和買辦模式,利用了時代機遇,但也沒有了屬於自己的實體經濟。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汲取了英國留下的制度精華,但也沒有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和成熟的黨派政治,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讓位於自由經濟。新加坡則在李光耀治理下,排除異黨,實行人民行動黨(PAP)一黨獨大,將一切納入政府規劃中,政府力量強大,民間和市場的自由性被遏制。一建國,政府就成立了經濟發展局(EDB)、建屋發展局(HDB)、新加坡發展局以及裕廊公司,分別負責對外招商引資、嚴格滿足住房保障的政府公屋、西部裕廊工業園,發展本土實體製造業。新加坡走上四小龍之路,可謂政府一手規劃打造,每一步都精心設計,充分瞭解自己的優劣勢,有針對性地發展自身。而香港則顯得更加自然,或者自由,依靠既得利益,即英國統治和大陸帶來的豐富資源,還有時代東風,即冷戰下封閉中國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峙,香港是這兩者間唯一的溝通管道,掌握了壟斷優勢。

香港艺术家苏美璐创作的描述南洋榴莲的美食作品

香港艺术家苏美璐创作的描绘南洋美食沙爹的绘画。

香港艺术家Meilo So为蔡澜的南洋美食散文创作的绘画。

蔡澜发表在香港《苹果日报》的美食评论文章“ 南洋水果”. meilo so插图

蔡澜与苏美璐共同合作推出的南洋美食绘画《新巴剎》

苏美璐创作的香港街头美食画作

這種發展模式持續至今,在時代的巨大變化下,這種模式開始顯露了各自的特點,導致星港兩地的差異越來越大。香港曾經的時代東風不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打開國門,走向崛起,香港昔日作為中國對外通道的唯一性和壟斷性逐漸消失,這種隨機的優勢一旦失去,就暴露了香港在自身實體積累上的缺陷,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外貿紅利不再,而香港卻沒有專屬的製造業和實體經濟可以代替,放任式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質,開始守住房地產市場賺取不動產利益,這種非生產性、吃老本的經濟,帶來嚴重後果,香港貧富差距尖銳,居民幸福感低。針對此,李光耀曾公開批評李嘉誠,指責香港富人經營地產的行為是缺乏長遠眼光和創新精神,只想隨大流在最賺錢的領域賺一把了事。除了房地產,香港這座城市拿不出什麼有價值的產品和國際格局。他認為香港富人的後代們,儘管手握優質資源,接受良好教育,卻選擇待在房地產這個舒適區,不願在新領域嘗試和拓展,更不敢冒風險。自由化經濟,也導致了香港政府力量薄弱,港英政府不再後,長期自由化的香港社會開始爆發尖銳矛盾,小政府越來越難以調度大社會,近年不斷爆發社會衝突。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内来听讲座的国民。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文化部长傅海燕陪同下在博物馆与新加坡小学生在一起。

但中國崛起大背景下的今天,新加坡逐漸從昔日的積累中獲利,優勢也越來越明顯。首先建國初期積累的以裕廊工業園為代表的製造業和工業,讓新加坡經濟不受制於服務、金融等單一產業,在今天發展高科技產業、附加值產品生產中,擁有基礎。另一方面,新加坡比香港更善於和中國打交道,如果中國崛起讓香港昔日優勢不再,那麼新加坡就將中國崛起視為一次重大發展機遇,千方百計希望搭上中國這趟經濟快車,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僑民經濟和文化共通這些優勢。如今新加坡已成為中國最大投資來源國,政治體制上也與中國有相似之處,新加坡長期為中國培養公務員,發展市長班,近日總理李顯龍訪華表示新加坡又要搭上「一帶一路」的快車。

民众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参观纪念李光耀的回顾展。Visitors viewing the In Memoriam Lee Kuan Yew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Photo, Don Wong

新加坡国家画廊融纳了新加坡本地美食行业进驻 ,Violet Oon在此开设了自己的娘惹餐厅。

Meilo So为蔡澜美食文集创作的《潮州歡宴》绘画

星港經濟關係十分密切,彼此互為第五大貿易夥伴。2016年雙方貿易總值達640億新幣。其中香港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投資目的地,對港投資530億新幣,新加坡是香港的第6大投資目的地,對新投資達480億新幣。儘管經濟密切,政治關係卻頗為微妙。李光耀曾多次訪問香港,多次表達對港看法,李光耀的許多言論和對香港的評價,都在香港不受歡迎,一如他一直以來的許多言論,大膽、爭議性而務實,他對香港的評價,似乎具有某種預言效果,今日的很多問題,都能從他對香港的評論中找到。李光耀令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1992年訪港時在新聞發佈會上大膽又堅決的評論,令一旁的末代港獨彭定康十分尷尬。他說:「我從不相信民主能帶來進步,它帶來了退化。英國從未在香港實行一人一票制,民主只會誤導。」這番言論令現場觀眾一片嘩然。李光耀對香港末代港獨彭定康搞得政改態度悲觀,他評論:「中國政府將制止任何試圖建立分離、民主香港的嘗試,無論是支持香港還是壓制香港,對中國來說都不太費力,務實的香港人一定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老闆。」李光耀一系列對香港的評論,在香港引起反感:2000年李光耀在香港中文大學被授予榮譽博士,引發香港學生抗議;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李顯龍在南洋理工大學演講時公開表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香港引來網上一片罵聲;2015年6月,新加坡學生餘澎杉上載批判李光耀的影片,被新加坡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此事引發香港學生前往新加坡駐香港領事館情願求釋放。但李光耀對香港的態度,頗耐人尋味,1989年六四風波,李光耀表達了對中國政府的支持態度,但同時也向香港提供了2.5萬移民配額。他理解香港,卻並不同情,他知曉人情冷暖,卻保持現實主義的冷酷,一如他1992年新聞會上說的最後一句話:「香港本應擁有民主,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往往得不到我們應得的。」

李光耀在香港中文大学被授予荣誉学位遭到香港学生抗议

The End

系列文章《香港/新加坡:星港双城特辑》于2017年11月首次出版于台湾《 Art Plus》杂志。点击阅读特辑介绍

Abbey Laura San,创意写作人,通过对文学、哲学和美学的探索,寻找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创办个人创意写作与设计网站www.abbeylaurasan.strikingly.com,以「城市惊奇」、「艺术庭院」、「工作颂歌」、「时装笔记」、「生活编辑室」和「人间灵感指南」六大模块拓展生活的无限可能,散文集《春色流年》正在发售中。发邮件到SHEN0125@e.ntu.edu.sg与她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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